在法律上，根据法官法和法院组织法的规定，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主体是法院，而不是法官。

[12] 3.个人具有理性的自主决策能力，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 在个人主义描绘的私人社会生活图景中，个人不仅是唯一真实的主体存在、是社会福利的最终归属者，而且具有理性的自主决策能力，能够在自由意志支配下对自身利益和行为作出最佳判断。在社会个体之外，社会群体是无所谓独立存在意义的。

不少情况下，弱势一方对强势一方交易条件的接受，与其说是弱者理性决策的结果，还不如说是带有抗议的无奈选择。[23] 可一旦回到我们可以感知的现实生活，就连个人主义论者本身也无法否认，只要个人需要通过与社会同伴的交往来实现自己主观目的，其通常就需要将源于内心世界的想法予以外在表达，进而使得我们对社会同伴的主观目的有了认识的可能。可以在陌生人之间从事即时合同交易、在熟人社会从事信用交易。中国私法学有必要认真对待私人社会生活的合作面向，在认识论上从个人主义走向合作主义。2.  在共同行动不会带来正外部性效应时，积极合作的共同体成员之间的成果不会惠及共同体之外的消极成员。

二是因敲竹杠行为降低旧村一体开发的整体价值，进而阻碍开发的实施。在这类问题上，个人主义及权利导向型私法学说没有注意到私人交往中的合作面向，未能区分自发合作困难和政府失灵这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。极本穷原，人和自然（包括动物）、神之间有通（联系）有隔（区别），人性和自然性（包括动物性）、神性之间有通有隔，现实而超越： 其一，性本自然[5]又超越自然。

……五六十载之间，至于移风易俗，黎民醇厚[36]，有时候几乎不用刑罚。或者，出于人性，并不愿举证亲人，但迫于法律规定和公权力强制，却不得不举证，而难以持守人性，从而有可能破坏伦理，牺牲亲情、爱情、友情及其善良，甚至陷伦理于危境。[37]《汉书》卷8《宣帝纪》(第1册)，中华书局1962年版。亲属容隐制度正是如此：任何违法犯罪事实及其嫌疑人都须依法追究。

出处:《政法论坛》2014年第2期 进入专题： #8203;亲属容隐 伦理豁免 人性 。所以这种律的制裁大可以说是依赖人的 法令，因为这种制裁主要是依赖人的心的力量。

爱亲人、睦亲情、敦伦理，就是人性之素，而发为亲属容隐。……天性能够长期潜伏着，而到有了机会或诱惑的时候复活起来。[19]因此，任何做法更遑论制度，若背离人性，则难以奏效。其中，每个人每代人甚至所有人出于本能或本性，自然而然爱亲人、睦亲情、敦伦理，作为每个人、每代人、所有人在社会生活中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感觉到的绝对需要、客观事实、普遍事实，一定意义上甚至是永恒事实，是再自然不过、合理不过的人性因子。

[16]每个常人都生而俱有此良知良能，不虑而知，不学而能，孩提之童，无不知爱其亲者。冰是水在0℃以下的存在方式但不全等于水，冰性是水性在0℃以下的特殊表现但不全等于水性。[24]更概括些，父子之亲，夫妇之道，天性也，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，诚爱结于心，仁厚之至也，岂能违之哉[25]，须充分生长、充分满足，不受侵犯，更不被剥夺。第三，法网密布、严刑峻法，直接破坏伦理。

人是自然存在，是自然子系统，有自然性。古代暴政、现代独裁则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，更不可能完全消除，即便暂时、局部、枝节上扭曲，虽如秦之绝灭先王礼法，然依旧有君臣，有父子，有夫妇，依旧废这个不得。

[15]《孝经?圣治》，阮元校刻：《十三经注疏》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。不义——违背法律而受罚。

[42] 正因为出于人性，保护和持守人性底线，亲属容隐才根植深厚，从历史长河中，记取秦国覆没、法家惨败实肇祸于滥用法律政治等公权力而破坏伦理、践踏人性、摧残人之常情常理之弊，记取百年来类似惨痛教训，从和有关制度的有机联系中自洽、互洽、全洽，从本根谋求和保证民生幸福、社会国家长治久安。它是普遍适用的、不变的和永恒的……那些接受了大自然理性馈赠的创造物也接受了正确的理性，因此他们也接受了法律这一馈赠，即运用于指令和禁令的正确理性。[43]《周易?咸》，阮元校刻：《十三经注疏》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。果若如此，却想葆人性、成为人、过人的生活，则断不可能。演进中，司法职能坚持回应了人的需求，而正是这种需求，司法的职能繁荣起来了并坚持下来了。秦之所以亡，除徭役赋税繁重、乱政暴政、严刑峻法等激化社会矛盾外，深层原因之一是，否定亲属容隐、强行告讦、破坏伦理：第一，认识上，彻底否定伦理。

除各种严刑峻法，还强制百姓五家为保、十保相连，互相监督纠发，一家一人有罪则其余九家须共同纠举，否则十家连坐，不告奸者腰斩，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，匿奸者与降敌同罚[31]，甚至夫妻父子兄弟间，若有一人违法犯罪，其他人必须检举告发，否则灭三族（父族、妻族、母族）。有可能，硬性规定并强求该亲属履行举证义务，但毕竟因违背人性，绝大多数知情人做不到而不履行，结果，法不责众，举证义务等法律规定无法落实，普遍落空，立法、执法、司法、守法的权威、尊严和实效都大打折扣——特定两难中，维护伦理，则破坏法律关系。

人性若离开自然性，则没根。基于此，方能以高超智慧，妥为调谐伦理和法律关系间关系。

此特殊职业关系存续期间，当事人一方即使有违法犯罪行为，执业者有义务为其保密，有权利对第三方包括国家的侦查、检察机关拒绝透露案情。伦理因每个人、每代人永续承传，而生生不息，从而在伦理中达到现实永恒、经验永恒、天人合一中的永恒，会通生和死、代和生命长河、经验和超验，蕴涵基本范畴、终极价值，一如天伦、伦常、彝伦等传统范畴所表达，因伦理绵展，而超越并向往神圣，常态中却不达神圣。

受光有小大、昏明，其照纳不二也。而将其特定举证义务豁免，而交由他人或公权力履行。[26]人性如此，并外显为行为，在伦理和法律关系的两难中，更鲜明、更强烈、更尖锐、更峻急，而亟须有关制度规制、调解、调谐。如果父母祖父母亡故，官员为尽孝，甚至可免除因违法犯罪而须担的罚责，其中因公犯罪者豁免应受的追究和惩罚，因私犯罪者则听其奔丧、守孝，三年之丧期满后再追问。

特殊情况下，亲属中若有人在家外对他人甚至社会国家涉嫌违法犯罪，其他亲属若知情，那么，该亲属是出于人性爱亲人、睦亲情、敦伦理，还是严格依法维护法律关系、维护他人利益和公共秩序？当此之际，每个特定当事人及其伦理都会在伦理和法律关系间陷入两难：或者，坚守人性，却迫于举证义务，就只能说谎作假，从而涉嫌违法犯罪，并因此受法律制裁，结果势必不同程度地伤害伦理。于是，无论对伦理，还是对 公序良俗美德，伦理若遭破坏，将从本根殃及社会秩序包括法律关系，从而在任何情况下必须悉心敦睦。

由此以往，才能保证有关制度不仅是确定的、贯彻执行一般性规则，而且基于公平正义，换句话说，基于对人性的某些要求和能力的考虑……否则这个制度就会不可行，而且由于它违反了根深蒂固的判断倾向和标准，所以它会不断地被人们所违反，进而它也不可能提供准确性，而这种准确性则正是该制度存在的理由。若强迫亲人间彼此监督、举报，无异于自我背叛其婚姻、家庭，势必从本根危及家庭稳定，危及伦理秩序，是犯罪行为，其危害不言自明。

[28][美]E?博登海默：《法理学：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》，邓正来译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。此伦理事实当伦理和法律关系陷入两难的特殊情境中，则演化和建构起亲属容隐甚至伦理豁免这一类制度，解伦理和法律关系间两难而两全，并兼顾公序良俗美德而多全。

在阶级斗争最残酷的阶段，致人于死地的子弹常常来自亲友。[22][英]霍布斯：《利维坦》，黎思复、黎廷弼译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。如同素之于艺术美，绘事后素，底素，彩画才美。认为人际关系只和商业交易一样，彼此算计和利用，君臣关系如此，甚至父子、兄弟之间莫不如此。

其恶果，破坏伦理，酿成一幕幕惨剧，且引发全社会动荡，助长自私自利，更为虎作伥——助长虚伪、伪善、奸诈、恶毒等等，虽因违背人性被扫进历史垃圾堆，其流毒仍在作祟，诸如杀熟成风，甚至亲子残杀之类血案频发，至于个人敬业精神匮乏、诚信匮乏而失信恶信泛滥，政府公信力减损、人际关系紧张、公共秩序混乱等，均违背社会转型的急需、改革发展的要求，更别说纵绝中国传统，横绝时代潮流，无不和违背人性、破坏伦理有关。[7][荷]斯宾诺莎：《神学政治论》，温锡增译，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。

第四，尤其是首立并行亲属容隐，进而行伦理豁免。妻子怎能告发她的丈夫呢？儿子怎能告发他的父亲呢？为了要对一种罪恶的行为进行报复，法律竟规定出一种更为罪恶的行为。

不爱亲人，却只爱他人，违背人性，则逆。口头上冠冕堂皇，肚子里男盗女娼，祸国殃民。